有人認為五旬宗的信徒只懂得聖靈充滿，也多是「無學的小民」。他們的牧師只能教導要被聖靈浸、說方言，或是「耶穌打敗撒但，拿了牠的籲匙，大腳的踢開地獄的大門，搶救靈魂」……總的來說，他們就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著名靈修學家、《訊息版聖經》(The Message)的作者畢德生毫不諱言，他來自五旬節家庭和信仰背景，但他不能忍受宗派中的反智傳統，故此他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
神學反省好像與五旬節宗派連不上任何關係，二者風馬牛不相及。或者可能就是因為五旬節派這種像天生而有的反智傳統。筆者教授神學多年，曾聽過不少五旬節或靈恩教會的牧者反對會友進神學院，那怕那些牧者本來就是在世俗的教育機構中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人甚至更戲稱不要進入神學院(seminary)，因為那也是墳場(cemetery)──屬靈的墳場。
其實五旬節派反智是有它的歷史背景。最早期的五旬節運動參與者並不是上會的上層人士，在神學觀念上，他們甚為保守，確信聖經的啟示，與當時風行一時的自由派神學高唱反調。在神學方法上，他們並不接受自由派對聖經批判和研究的技藝──聖經從來不是研究的對像，卻是神的話語、順從的對像。這也與他們多來自社會中下層、甚至為黑奴的後代有關。一直以來，五旬宗的釋經，並從釋經而做出的神學，多是實用性的，為要說明他們信仰的特色──聖靈浸必有方言作為憑據。總的來說，在北美洲，特別是神召會圈子的神學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是著重解說和鞏固宗派信仰為主。直至八十年代以後，才有較為學術性的轉向。大概當時北美五旬節派的信徒已經進入第三代，普遍的教育水準提高，也能以學術界的遊戲規則來陳述宗派信仰的特色。其中較為有代表性，且為五旬節信仰定下學術標準的有施同德及孟保羅等人。然而，這時期的五旬節派神學仍然是內向的、自我防衛性的（非護教）， 特別著重與福音派對話和以學術方法陳述自身信仰。但這種學術性的嘗試，和運用學術語言與教會其他肢體對話的舉措，已使教會較為重視知識，並更進深的神學反省。
然而，這種反省對於我們亞洲的五旬節信徒來說並不足夠。因為我們不像北美的五旬節派學者一樣，活在一個較強的基督教文化之下；相反的，我們活在多元傳統之中。我們怎樣在一個異教的文化中作為一個基督徒，既能彰顯基督的榮耀，又能有效向固有文化的同胞傳遞基督全備救恩的信息？
過往五旬節派為甚麼反智？可能當中有很多複雜和糾纏不清的元素。一方面，現實一點來說，在五旬宗開始發展之時，並不是由一眾知識份子開始，特別到傳入華人社會以後，我們得知，五旬節的宣教士往往寧願把福音帶到中國最貧苦的地方，或是最低下的階層中，他們多注重福音實際的果效，而學術也絕不是這群人的需要，或是他們力所能勝之技藝。另方面，五旬節信仰元素事實上有很多超理性的部份，非為世俗知識所能掌握。在宗教學投入研究五旬宗靈恩現象以前，不論社會學或心理學的世俗學問，常把五旬宗信仰歸類入非正常的類別，是故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論教會群體，或世俗的研究者均不會對五旬節信仰現象有所重視，更嚴重者會有貶抑的情況。這現象特別在部份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團體中尤為厲害。就五旬宗本身的發展來說，部份領袖著重靈性的發展，故此，觀念上自有一種「智識叫人自高自大」的取向，是故有認為屬靈比有知識更重要的態度。故此，中國近代的大奮興家宋尚節在回國時捷把博士證書投入海中的舉動，被認為是高舉靈性和貶抑智性的舉動。難怪現任建道神學院的院長梁家麟對這群佈道家有所批評，認為他們講道不注重預備，只著重禱告，然後自由解經。這種批評的潛台辭就是：講道的預備就是好好研經──這是一個智性的需要。
然而當五旬節派的反智傳統到達一極致之時，在其中則出現另一現象，就是過份崇智。過份崇智有好些表現。最明顯的是五旬節人士揚棄自身的神學傳統。這部份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五旬節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教會已由從前那群無學的小民進入第二代，隨著教會內的教育水平提高，和在牧職訓練提升的過程中，部份五旬節領袖進入了更高水平的神學院就讀──通常這些神學院不是五旬節人士所辦的。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不單接納了新的學術方法，也接受了那些學術方法背後的假設和世界觀，是故對五旬節信仰的神學傳統加以懷疑。當中最震撼的相信就是費歌頓(Gordon Fee)的學術轉向。他是神召會當中第一位被基督教界公認的出色新約學者，然而他的著作中反對了過往五旬節派對使徒行傳研讀的主張及神學方法，使五旬節的神學觀受重大質疑。在香港，很多年前我也曾聽說某五旬節派牧師親口高度評價費氏的學術成就，在於「在講台上可以一方面暢談學術，然後在結束禱告時呼召聽眾接受救恩」。費氏的著作，使日後很多五旬節和福音派的學者加入了這學術的戰幔中，維護或反對五旬節的神學觀。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過去的二十到三十年中，五旬節派的神學訓練滲入了許多福音派的元素，甚至部份五旬節派領袖尋求與福音派的神學觀有所認同。在香港，九十年代曾有部份神召會領袖抱怨神召會的神學院過去沒有向外開放，引入更多「有質素」的教師（他們曾提出一些名字），讓神學院成為更具規模，更被外間認可的學院。這種呼聲，現在仍存在部份教牧間。不過現實是，部份較為「右派」「親傳統」（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的五旬節教牧卻抱怨，曾幾何時，在七十至九十年代間，神召會的神學院訓練了一些反對宗派信仰的人進入教會服事。結果令教會的信仰混亂。就算今時今日，筆者也認識一些其他地區的五旬節教牧，認為五旬節的神學院之訓練，失卻了宗派特色，沒有了宗派原有的信仰能力和活力。事實上，今日很多曾受五旬節派神學訓練的領袖，轉向到與第三波有關的訓練學院學習進修。此等現象，甚為普遍。
另一種過份崇智的表現，以高舉屬靈的外表包裝。某些五旬節靈恩教會的領袖，曾於一段時間，重視世俗的職銜，多於重視傳統教會服事所提供的職銜，或以世俗的職銜作為屬靈領導的方便。在表現上，這群領袖本身於世俗的教育系統中受良好的訓練，有較高的學歷和社會地位，他們在領導信徒群體時（不一定是建制的教會），以自己世俗的地位作為基礎；他們否定神學教育的重要性。這不是說他們驕傲──他們完全不是。他們這種做法背後其實極為重視平信徒的領導；然而卻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否定了宗派傳統在建制中的傳承。筆者已過世的老師曾就此現像作出一些批評：「在專業上他們極專業，但在神學上他們卻是幼兒班。」這不是說他們的信仰不純正，或是他們的信仰不夠活力──相反的，他們的教會增長迅速。然而在整合信仰，在文化和生活處境中有更深層的整合信仰，他們可能力不從心。
近幾年，香港另一個在五旬節派出現的現象也頗值得注視。某五旬節派教會的牧師他們受過系統的身心語言程式學(NLP,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訓練，甚至得到專業導師資格。他們也受過一定程度的神學訓練，然而教會卻重視這群牧師的專業資歷，甚至以此向其他教會或社群提供相關訓練。這從他們在基督教報章大肆宣傳可見。
正所謂物極必反。五旬節派的過度崇知卻被靈恩第三波的發展扭轉過來。自八十年代中期，第三波運動如日中天，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第三波運動亦隨著巴刻的《活在聖靈中》之出版，和一系列在北美受過神學教育的教會領袖，藉著舉辦不同聚會引入。至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的部份福音派有靈恩化的傾向，亦形成了今日第三波教會的另類反智現象。這種反智的現象表現在對靈恩運作的興趣多於以穩健釋經建立靈恩運作原則的興趣。這其實是傳統五旬節靈恩教會已經重蹈多次的覆轍。然而因為第三波人士著重他們福音派的出身，潛意識當中有一種「我就是正統」的想法，所以他們在「應用聖經說明他們的靈恩運作」這事上，比五旬節前人做得更加徹底。過去在不同場合曾接觸一些參與靈恩第三波的福音派肢體，他們都有意無意表示一種「過去你們（五旬節宗）不及我們正統，現在你們不及我們靈恩」的態度。八十年代開始，五旬節的學者努力透過使用較為學術界接受的方法，來重檢和重塑他們的信仰；在推動神學教育方面，亦已取得一定成就。然而，在第三波群體中，對於一些新興的靈恩實踐，卻很容易「照單全收」，而沒有經過他們本有的堅固的聖經基礎去批判，有所選擇或揚棄來接受。最明顯的例子，就像坊間相士看三世書一樣的「家庭圖」、家族遺傳咒詛的觀念；星球大戰一樣的空中掌權者，以致人要透過禱告來協助天使爭戰；從有復興的地方引入潔淨水源淨化本土水源……之類的想法，罄竹難書。
筆者認為，透過聖經中的一個代模倒可化解五旬節靈恩第三波傳統中的「反智與過份崇智」的矛盾；而這代模，也應該是五旬節靈恩第三波人士熟識的。保羅說：「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林前十四15）對保羅來說，靈與悟性／理性／智性二者並不互相排斥。這是基督徒與神交通團契的必須，也是基督徒間（人與人間）交通與團契的必須，否則保羅不會要求那些向會眾講方言的、先知講道的，必須有人翻譯，以求能造就人（林前十四17;26-27）──建立別人、使別人能在智慧和敬虔中成長。這不單是說崇當屬靈與崇尚知識二者要平衡那未簡單。如果崇智是為了表示自己已經脫離了「無學的小民」的群體和身份的話，這只會對教會和所屬群體帶來傷害和破壞。反過來說，如果只是著重屬靈的事，而忽略信仰、所屬傳統、生活經歷的整合的話，信仰就不能成為「神聖的帷幕」，反而卻需處處受保護。信仰不能提供力量，反而成為生活的另一個包袍；信仰不能提供生活和生存的能力，信仰只能獨善其身──信仰只能越發從我們真實的生命中抽離。
屬靈與智性二者在信仰中扮演著互相豐富的角色──這也是神學反省必然存在的理由，這也是它存在的空間所在。沒有深刻的反省，人對神的信仰會流於膚淺，對神的敬拜也於暫變得語言乏味，因此影響了人神間的團契，個人生命成長將受到重大限制。欠缺反省的信仰也會使信仰群體中的肢體生活缺乏足溝的言詞和概念進行溝通，更難做到使人在智慧和敬虔中成長。
